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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垃圾 把诗歌写成垃圾和把垃圾写成诗歌是两码事，前者是中华文化的罪人，是犬儒们的习性，他们只要主子一摇铃，那尾巴就跟着铃声摇得欢快和自然，后者则孤而傲之，把诗写当成血液的奔流、灵魂的自洁，他们是人间苦难的担当者。然而，当今许多人并未曾认真去分辨这两种诗歌形态，或说是整个中国诗坛有意和无意的集体失语。官方出版物就无须提及了，几十年来，日复日、年复年的生产文字垃圾，让这个民族的精神阳痿，他们是难辞其责的。 试举一例：所谓革命文豪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诗歌”，彻底出卖“诗”，也彻底出卖了“人 ”——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再看郭沫若1966年6月5日，“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他致的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他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郭沫若并不是没有写诗歌的才华，他早年的诗歌在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天上的街市》、《炉中煤》等等，今日读来依然让人感觉到美好。但从上述三首诗词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到一个丧失了人格和尊严的“诗人”。以至于可归类于这种现象为“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就能作出什么诗词，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溶化到虚无世界。 ——这是把诗歌写成垃圾的一种。这是当初政治高压下的诗写者出卖了自己的良知和灵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诗人们出现了分化，除了官方报刊、杂志依然固守着“歌功颂德”以外，民间诗歌进行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精神冒险，从语言到形式，从崇高到崇低，进行了全方位的破坏与重建，各种流派、社团艰难的滋生出各种“主义”，“山大王”四处可见，一些人招安了，一些人投降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回归了，一些人在冷眼看着，看民间是如何被冠上一个伪字的—— 《一个犬儒主义者的忏悔诗》 身份证是真的 这是伊沙2004年所写，也是他毫无愧疚的自我表白。此人自诩为民间诗歌的英雄，对“知识分子写作”有过“勇猛”的批驳，现在想来，他的所谓勇猛只是表演，是当初“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们没有让他“入伙”，他只能站在“对立面”大喊大叫。其实，我们可以检视他的诗歌写作过程和写作态度，以及他的言说方式，无处不透露出他的卑劣是比“郭沫若现象”更为可怕可恨的。郭沫若要做“狗”，没有半点遮掩，伊沙要做“狗”，却高明了许多，并且是十足的流氓行径。他既不“不关心穷人的死活”，也 “不操心国家的未来”，却敢叫嚣“谁家的客厅里|没有一把水果刀”！——这就是他公然向所有关心穷人死活，关心国家未来的人们的挑衅和挑战，如此厚颜无耻，如此泼皮，古今中外，难得一见！ ——这又是把诗歌写成垃圾的一种。这是流氓和投机者向权势献媚的保证书。 把诗歌写成垃圾，不但是“庙堂”的问题，同样是“民间”的问题。面对如此多的垃圾，我们别无选择的要清理——军阀张宗昌写过一首诗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拼死拼活兮当皇上。”把这诗歌送给那些想做诗歌皇帝的人是最好的颁奖词。他们是应该向张学习的，学一点张的不虚伪，学一点张的霸气和坦白，或许还不至于那样卑劣，那样可恶。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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