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I0 学校代码 10590
UDC 800 密 级
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拉金和伊沙的诗歌比较研究
刘玉莲
学 科 门 类 文学
专 业 名 称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院（系、所） 文学院
指 导 教 师 杨晓霞副教授
张晓红副教授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拉金和伊沙的诗歌比较研究 》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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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当笔者接触到拉金和伊沙的诗歌时，就惊异于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本着探究的意图，论文侧重于从诗歌发生学和诗歌艺术这两方面对拉金和伊沙的诗歌作粗略的比较。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出这种“殊途同归”现象背后的一些潜在原因和规律。
就诗歌发生学而言，拉金和伊沙诗歌生成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是“影响的焦虑”。受拉金推崇的强者诗人，如叶芝、哈代，以及伊沙的前驱诗人舒婷、顾城、北岛、韩东、于坚等等，都是他们前进路上的大山，必须翻越或者绕过大山，他们才有可能抵达前驱所占领的高地，否则他们就得永远处在前驱的巨大阴影之下而难有出头之日。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想方设法去超越前驱、不断创新、不断偏移前驱的路线，以一种新的路线和角度，力图摆脱前驱巨臂的影响，达到他们自己的诗歌之巅。
就诗学及诗歌创作方面，除抛出一系列与前辈“强者”诗人迥然不同的诗学主张外，二者在诗歌实践中也体现出与前驱不同的创作方法与风格。为了摆脱“影响的焦虑”，拉金和伊沙采取了共同的策略，即从诗歌语言开始，对现存诗歌的语言风格进行纠正与创新。拉金和伊沙所持的诗歌立场为大众化、平凡化、普通化和民间化，而只有口语所具备的表现力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因此，他们诗歌中都具有浓重的口语特色。除了口语风格外，大胆地使用粗话、脏话、俚语和俗语是二者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此外，二者的诗歌都具有比较明显的音乐美：拉金倾心于对传统格律形式的营造，而伊沙则特别注重对语感的发掘；拉金的诗歌有一种古典严肃的音乐美，而伊沙的诗歌则体现出现代音乐的奔涌与灵动；拉金喜欢古典爵士乐的忧郁情调，而伊沙则倾心于现代摇滚的强劲风格。
通过对二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分析，初步发掘出这种殊途同归现象背后的潜在原因和规律，即，每当现行诗歌语言走入死胡同、失去表达的张力和活力时，诗歌就需要变革和发展，以求克服语言的窠臼。每一代新诗歌的产生都是对现存诗歌风格的反拨和纠正。这种改革的勇气和魄力，既是迫于社会发展和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活力，而正是因为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突破旧有诗歌的形式，才使得世界诗歌丰富多彩，熠熠生辉。这些皇皇巨著在给读者提供艺术享受的同时，也震撼着读者的灵魂。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平行研究；口语化；平凡即美；民间立场
Abstract
Some Western comparatists found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arallel development literatures across cultural traditions tend to overlap at certain point. I am amazed and inspired by the similarities Larkin and Yi Sha's poetry share, in the hope of exploring potential causes inducing this phenomena.
Firstly, a main generative factor behind poetic creation is presumably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lso know a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atricide”. Larkin admires “strong poets”, such as Yeats, Hardy, Eliot, while Yi Sha regards Shu Ting, Gu Cheng, Han Dong and Yu Jian as his predecessors. Those “strong poets” or predecessors constitute stumbling blocks, which the late-comers attempt to remove, if they wan to become the new strong poets. Or otherwise, they would forever live in the shadow of the precursors. So, it i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that prompts them to go beyond, till at last they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impact of the precursors by taking to a new route, by innovating and by swerving away from the precursor.
Secondly, Larkin and Yi Sha’s individual poetics, techniques, styles and languag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precursors. In order to shake off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of the strong poets, they both adopt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existing poetic language. Since they both take a populist and colloquial stance, believing that oral language is most expressive. Besides, they like using dirty words, bad words, slang and old sayings. As a result, their poetry manifests a dinstive edge of colloquialism. In addition, they both prosodic aspects of poetic language, so their poetry carries strong music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orks of Larkin and Yi Sha casts light on the law underlying the said phenomenon. That is to say, when creative writing cannot go further, re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needed. Innovative means works to sustain the vitalit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is constant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breakthrough, the poetic world becomes lively and colorful.
Keyword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colloquialism; mundane beauty; a populist stance; parallel studie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I
绪言 1
一、综述 1
二、二者比较的可能性 6
第一章 诗歌发生学比较：影响的焦虑 8
第一节 “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综述 8
第二节 影响的焦虑与发生 9
一、影响 9
二、叛逆 17
三、小结：发生 26
第二章 诗艺比较 28
第一节 诗学主张 28
一、拉金：平凡“英雄” 28
二、伊沙：民间“赤子” 30
三、小结：殊途同归 34
第二节 语言的狂欢 36
一、拉金：语不“惊人”死不休 37
二、伊沙：无知者“无耻” 43
三、小结：一对“狂人” 48
第三节 音乐美 49
一、拉金：沉郁顿挫 50
二、伊沙：自然奔放 56
三、小结：同中有异 60
结语 反观与追问 61
参考书目 63
致谢 66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67
绪言
一、综述
（一）拉金
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是英国“运动派”诗歌的领袖人物，也是战后英国诗坛中的佼佼者。他生前正式出版的诗集有四本，即《北方船》(The North Ship，1945)、《受骗较少》(The Less Deceived，1955)、《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 1964)和《高窗》(The High Window, 1974)。除了诗歌作品，拉金还创作了两部小说：《吉尔》、《冬天里的女孩》。 1965年，拉金获得女王诗歌金质奖章，被评论界誉为“英格兰现有的最优秀诗人”。由于拒绝受聘担任桂冠诗人，他又被称为“非官方的桂冠诗人”。此外，拉金还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1974）、德国FVS基金会莎士比亚奖（1976）和W.H.史密斯文学奖（1985）等。曾担任诗集学会主席、大英文艺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科学院名誉院士。
拉金出生于英国中部的一个小镇考文垂(Coventrye)， 194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拉金在威灵顿的一个小镇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此后，分别在雷斯特（1946-1950）、贝尔法斯特（1950-1955）和赫尔（1955-1985）等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拉金基本上在赫尔度过后半生，他的后三部诗集主要也是在此地写成的。因此，拉金一直把赫尔当成自己身心的家园。拉金从未结过婚，他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隐士般的单身汉。
国内关于拉金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拉金的诗歌作品陆续被译介到国内。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的生平和几首代表作品(经常有多种译本)都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一些关于英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类的书籍及诗歌杂志上。在2003年之前，国内尚未出现有关拉金诗作的系统译著。傅浩先生的《英国运动派诗学》（1998）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拉金和“运动派”诗人的专著。
近几年，涌现出了一些研究论文，其中吕爱晶发表了多篇关于拉金的论文：《寻找英国的诗神——评菲利浦•拉金的本土意识》（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05期），从分析拉金的诗作入手，开掘诗人在诗歌主题、格律、语言和题材中所蕴含的深层的本土意识。此外，还有些其他角度的研究成果：项凤靖的《评菲利浦•拉金的诗》（载《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02期），从题材的个人性、主题的深刻性、语言的现代性三方面对拉金的诗歌进了点评。作者认为，从拉金的诗作里读者不但可以领略到一种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清澈和朴实的诗风，还可深刻体会到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对人生的思索、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学的追求。高度肯定了拉金领导的“运动派”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他们对英国战后的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树立起一个时代的里程碑。肖云华的《评〈菲莉普•拉金诗选〉的翻译》（载《文教资料》2005年27期），认为中文译本的《菲莉普•拉金诗选》在译本编排、内容和翻译等方面出现的漏译和误译问题使译本和原作的风格和内容脱节。周洁和高永红的《牛群、教堂与基督教——哈代与拉金诗歌创作中的基督教影响》（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5期），则通过分析哈代的诗歌《牛群》和拉金的诗歌《去教堂》，指出诗人创作中的基督教传统与反基督教传统精神，从而窥见基督教对20世纪英国诗歌作品的影响。
欧美对拉金的研究，尤其是英国，则可以说极为全面系统，有大量论著问世。从时间上来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运动派成员对拉金诗歌及诗学观点的评述上。戴维(Donald Davie)在《托马斯•哈代与英国诗歌》(Thomas Hardy and British Poetry, 1973)的第二章中从影响论的角度论述了拉金受哈代的影响，认为拉金的作品题材比哈代狭窄，但对社会的剖析却比哈代要深刻得多，并指出二者最相似的地方是他们诗中的政治含义。总得说来，戴维对拉金的评介是充满褒义的。约翰•韦恩(John Wain)在《诗歌案例》（Professing Poety, 1977）一书中则通过细读的方式，概括了拉金诗歌的主题和诗艺，赞赏了诗中厚重的历史感及鲜明、简洁的口语特色；德•约•恩赖特(D•J•Enright)在《叛逆者与诗人》（Conspirators and Poets, 1966）一书则论证了拉金作品阴郁的情调和精纯的技巧，认为拉金的诗作有近似哈代式的人道主义倾向，谦卑、温和，甚至接近感伤。他同样也高度赞扬拉金的作品，指出拉金的诗艺有两三个优点，即语言的讲究和严格的韵律之美，认为他的机智微妙而优雅，有大家风范。此外，恩赖特也较前两者更为客观地指出拉金后期诗作并没有太多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其他研究者也多从拉金的主题和语言特色入手，一致肯定和赞扬了拉金的成就和诗学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了戴维所作的影响研究和韦恩对拉金诗歌的细读。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即1985年诗人逝世后，对拉金的批评和争论依然非常兴盛。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撰写的《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1982）和《拉金传——一个作家的一生》（Philip Larkin : a writer's life, 1993）这两本传记，从一个传记作家而非评论家的角度将诗人的一生呈现出来。尤其是《拉金传——一个作家的一生》，更是参考了拉金本人的公开和未公开的文字和书信，也参考了诗人生前写给多位密友的书信。书中还对拉金与哈代创作的承接关系提出质疑，认为尽管哈代对拉金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其诗作中依然留有明显的叶芝式风格。另外，由约翰•海芬顿(John Haffenden)编辑整理的《海芬顿诗人访谈录》(Viewpoints: poets in conversation with John Haffenden, 1981)是当年拉金接受其采访的对话记录，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诗人本人的诗歌观念、生活哲学、思想状况和诗歌创作等。英国文学评论家安东尼•杜怀特于1988年整理出版了《拉金诗选》，其中收录了诗人生前未曾发表的诸多诗歌作品。在1992年，杜怀特选编出版了《拉金书信选:*一 1985》(1993)，首次公开了拉金与密友的私人书信，书信中言辞之肮脏和恶毒令拉金的崇拜者们大吃一惊。拉金在给一两个密友的信中出言险恶，他骂所有的女人都是蠢货，骂英国医院里的阿拉伯医生是只会傻笑的阳痿患者。拉金还在信中道出令人惊愕的变态性心理，足以令每个中学学生的家长感到胆战心惊。拉金的信件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很多与拉金同时代的作家、学者感到困惑不解，英美高等院校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学者们对拉金的言辞最为愤怒，她们中间有人甚至宣称应该禁止各所院校讲授拉金的诗作，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她们就要竭尽全力找出拉金每篇诗作的字面含义与其肮脏内心世界的关系。曾经崇拜拉金神奇诗才的读者们，一时之间“谈拉金色变”，拉金在一夜之间变成当代英美文坛上最具争议性的“反动诗人”。
英国学者理查德•布莱弗德的著作《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First Boredom Then Fear: The Life of Philip Larkin, 2005)，试图为拉金正名和辩护。他认为拉金是一个具有多重思想性格、内心矛盾的作家，在受到思想右翼的不良朋友的影响下才出语伤人，其实那些话语并不能代表拉金的真实思想。但是当今英美文学界的评论家们对布莱弗德的论断仍然不能接受，多数人认为像拉金这样优秀的英国民族诗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自己的语言思想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那曾经崇高的文学地位已经使他成为英国文化的化身，他不仅亵渎了自己也亵渎了英国文化，绝对不能够得到宽恕。
尽管各界对拉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都无法撼动拉金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与贡献。
（二）伊沙
伊沙是中国当代诗坛的新锐诗人和领军式人物，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直活跃在中国诗坛上，引人瞩目也饱受争议。赞扬伊沙的人称之为“中国的金斯堡”（李霞），“后口语写作”的宗师（周瓒）、诗坛的“斗士”和“飞翔的石头”（沈奇）、“反文化”的先驱、“后现代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一个“伟大的小丑”（韩东）、金轲称“伊沙是诗歌竞技场上的标杆”。批评伊沙的人则称他是“痞子诗人”（石天河）、“垃圾诗人”，在“诗江湖”等论坛上引起一股“仇伊”盲流。捧也好，杀也好，要重建当代诗歌的美学标准，就无法绕过对伊沙的研究。实际上, 对伊沙而言，无论是“后现代”、“60年代”和“中间代”，还是他自己命名的“新生代”，都不足以完全涵盖他的诗歌特点。他在诗中发出的是完全个人化的声音。有评论者说伊沙的诗，除了在颠覆僵化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有一定意义外，不会在诗歌历史的其他扉页上留下痕迹。当然，此话是否具有客观性，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沙对当代诗歌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是一个破坏者，他的破坏更是为了创新，为了在诗中守护语言这“存在的家”。这最终表现为：他以具有不可复制性的“伊沙式口语”，建构出一种亦庄亦谐的新诗歌类型。“王一川的评价最为准确和重要：‘看起来都是日常用语、日常事物，但却对童话、神话、历史、人生的特殊重写。这种重写总是对世界的一次寓言式或象征性摆弄。这正像我们生活本身就是对历史的重写一样。词语看来是同样的，但经词组合的规则、语境变了，意义自然会大大改变。我相信有一天，会有许多人吟诵他的诗。”
伊沙，原名吴文健，1966年5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西安，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曾任《文友》杂志策划、主编。创办《唐》诗刊并担任《唐》诗歌网站版主。伊沙自出道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诗集《饿死诗人》（1994）、《一行乘三》（1995）、《伊沙这个鬼》（1998）、《伊沙诗选》（2003）、《唐》（2004）等，诗歌专论集《十诗人批判书》（与人合著）（2001）；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1999）、《无知者无耻》（2005）等；长篇小说《中国往事》（2007）、《黄金在天上》（2008）等等，外译本《伊沙短诗选》（中英文对照诗集，2003）、《灵与肉的项目》（希伯来文）、《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伊沙》（英文）、《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伊沙》（荷兰文）；编著有《现代诗经》（2004）等多部。部分作品被译为德、日、韩、瑞典等多种语言。
除了发表了了大量的作品外，伊沙还曾获得《诗参考》“十年成就奖”暨“经典作品奖”、《山花》2000年度诗歌奖、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展“双年诗人奖”等多种奖项。曾当选为《文友》、《女友》评选的“读者最喜爱的十佳诗人”（1993）、《世界汉语诗刊》评选的“当代十大青年诗人”（1998）、《羊城晚报》《诗歌月刊》等多家媒体评选的“中国当代十大新锐诗人”（2007）。曾应邀出席第16届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第38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第8、9、10届亚洲诗人大会、首届昆明“中国-北欧诗歌周”等国际交流活动。
1988年，伊沙以一首《车过黄河》闪亮登上诗坛至今已有21年的历史，而他一直笔耕不辍，已出版的各类书籍加起来不下26本，包括诗集、散文、随笔、小说、编著等等。但是目前国内对伊沙作深入和系统研究的成果却非常少。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只搜索到以下几篇论文：其中刘小微的《论伊沙诗歌语言的创生性意义和策略》从语言特色入手对伊沙的诗歌进行分析；陈韶利的《诗里诗外的矛盾对立———细读伊沙名作〈饿死诗人〉》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解剖伊沙的诗歌；张强和李明艳的《语词与结构：伊沙诗歌艺术初探》分析了伊沙诗歌的结构与语词特征；郭文砚的《沉寂与叛逆——〈自然现象〉和〈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对比看韩东和伊沙的反文化的不同立场》通过两首诗歌对两位诗人进行分析比较；唐欣的《诗歌也是挑战——伊沙诗歌简论》分析了伊沙的喜剧精神、谬误推理的认识论、语言的快乐原则等；诗评家陈仲义的《古今诗心，何以互文交汇——评伊沙〈唐〉能否成为名篇》就伊沙的长诗《唐》的价值和特色进行点评；诗评家李震的《伊沙：边缘或开端——神话/反神话写作的一个案例》对伊沙的反叛姿态进行评点，于坚的《伊沙的孤胆与妙手》则总结了伊沙的反叛勇气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才气。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以外，大部分是介绍伊沙几首颇有特色的诗作，散落在国内几大诗歌刊物上，如《伊沙诗二首评点》（沈奇《诗探索》）、《四两怎能拨千斤——读伊沙“黄河”》（陈仲仪《名作欣赏》）、《读伊沙〈结结巴巴〉》（杨然《名作欣赏》）、《一首写给两个人的情诗——解读伊沙〈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王毅《名作欣赏》）。此外，《沈奇诗学论集》收录了三篇有关伊沙的文章：《斗牛士或飞翔的石头——初读伊沙》、《伊沙诗二首点评》、《与唐诗对质——评伊沙长诗〈唐〉》。
国外也有少量对伊沙诗歌的评论与研究，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在其新作《大惊小怪为哪般？》(What Was All the Fuss about？)中对伊沙的先锋性进行了评论；美国诗歌评论家奚密（Michelle Yeh）对“民间写作”作了整体评述；澳大利翻译家西敏（Simon Patton）则把伊沙的部分诗歌翻译成英文等。因为诗歌已成为边缘化的文学样式，所以被关注的程度远没有小说那么高，伊沙的诗歌没有得到太多的研究，跟诗歌本身的边缘化有很大的关系。
（三）小结
综合目前对两位诗人的研究状况来看，本文粗浅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意义：
首先，目前国内对拉金的研究尚处于启动阶段，对伊沙的研究则是处于零散状态，而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尚无先例。由此可见，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其次，从国内外对拉金和伊沙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语言特色、题材、风格、思想倾向性等方面，目前尚没发现学者采用“影响的焦虑”的理论来分析他们诗歌生成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本文具有拓宽研究领域的意义。
再次，本文从两个大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诗歌发生学切入，发现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文学发展轨迹，从而从这个殊途同归的现象中揭示出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二是从诗歌艺术方面着手，从两位诗人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语言特色进行分析，揭示出语言是诗歌变革的首要因素。在这个层面上，本文具有丰富研究成果的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具有创新研究、拓宽研究、丰富研究等意义。
二、二者比较的可能性
拉金和伊沙在诗歌发生、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方面具有大量相似之处。首先，在诗歌生成方面，拉金和伊沙都是由于受前驱强者诗人的影响而产生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导致他们采用各种策略来反叛甚至超越前驱，继而成为他们自己时代的强者。
其次，在诗学主张方面，拉金和伊沙提出了许多相似的观点。第一，伊沙认为诗人应该站在“民间立场”，把诗人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以透视的方法，揭示人间万象；而拉金也认为诗人应做一个平凡的人，从平凡的角度来审视生命、价值、社会，以摄影式的方法记录下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第二，二者都认为“口语化”写作是抵达事物本真、“让石头成为石头”的最佳途径。第三，反隐喻、去修辞也是他们共同的诗学追求。
最后，在诗歌创作方面，两位诗人也体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二者都认同细节是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灵魂”因素，因此，在创作中他们都非常注重细节的作用；第二，二者都体现了“口语化”写作的胆识与先锋性，打破了粗语、俗语和俚语不能入诗的禁忌，尽情在语言之河中畅游和狂欢。第三，对语感的重视与营造也是二位诗人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二者的诗作因而都体现出音乐之美。“口语化”的诗词，音乐般的韵律，是他们诗歌的突出特点。第四，二者都采用朴素抒情的方法，把满腔的情感融入日常口语之中，有别于浪漫主义喧泄情感、词采华丽的风格。
通过以上诸多的相似性可以看出，二者尽管面对不同的诗歌传统，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继承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但他们对当时滥觞的主流诗歌所做出的反拨姿态是一致的，并且都以其口语特色而为人称道。拉金和伊沙诗歌的生成以及口语诗风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诗歌写作对社会历史转型期的生存状况的思考以及对生存变化的及时反应，是社会思潮和生存状况在诗歌领域里的再现；另一方面，就具体的诗歌特色而言，一是源于诗歌内在变革的需要，二是来自于“影响的焦虑”，即来自于前辈强者诗人巨大成就的压抑感。
因此，本文的重点意欲通过对诗歌史、诗歌发生、诗学观点以及诗艺等方面的比较，结合对部分诗歌文本的细读，用布鲁姆的诗歌理论《影响的焦虑》和平行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二人诗歌形成的原因、二人诗歌特色的相似性，以此来揭示诗歌生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之所以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是因为笔者从伊沙的随笔、言论及其它研究伊沙的论文中皆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伊沙有受到过拉金的影响，而且笔者还曾写信问过伊沙本人是否有受到过拉金的影响，伊沙肯定的回答说：“我没有受过拉金的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伊沙没有受到过拉金的影响，因此，“平行研究”的方法是可以采用的。
第一章 诗歌发生学比较：影响的焦虑
拉金和伊沙诗歌生成的动力因素之一是“影响的焦虑”，这种“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想方设法来超越和颠覆前驱，不断创新、不断偏移前驱的路线，以一种新的方法和角度，竭力摆脱前驱巨臂的影响，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
第一节 “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综述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及批评家，《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一书是他的诗论四部曲之一，成书于1973年。此书一问世，立刻引起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一片哗然，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书中，布鲁姆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结合了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理论及尼采的超人意志论（逆反理论/道德谱系说），通过对传统影响的焦虑感的阐发，提出了他史无前例的惊世理论：“诗的误读”之说。后来文学批评界把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简称为“诗的影响论”、“误读理论”或“焦虑法则”等名称。
布鲁姆认为，任何一位想超越前驱的强者诗人，以下六种“修正比”是必不可少的。布鲁姆所说的“修正比”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立异”，即人为制造与前驱诗人之间的差异而达到超越前驱的目的。布鲁姆所谓的“影响”强调的是“诗人身上的诗人”，即前驱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影响，而不是来自其他领域的影响。布鲁姆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六个修正比是：克里纳门（Clinamen），意为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苔瑟拉（Tessera），可理解为对前驱诗篇的补充；克诺西斯（Kenosis），意为重复；魔鬼化（Daemonization），这是诗人表达跟前辈相反立意的方式；阿斯克西斯（Askesis）意为缩减，即诗人自愿缩减自己的表达，从而凸显前辈的繁缛；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即死者的回归，也可理解为重写。
整个布鲁姆理论的核心原则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影响、焦虑、误读和诗史。诗歌史是无法与诗的影响和误读截然分开的。布鲁姆认为，诗的影响———当涉及两位强大的、真正的诗人时———总是通过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进行，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纠正，实际上也是一种必要的误释。一部硕果累累的诗的影响史，即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刻录了焦虑和自我拯救，是歪曲、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如果没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无以存在。
布鲁姆反复强调，一首诗的产生是与另一首前驱诗息息相关的，一首诗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首原在诗。由于任何诗人都是一个“迟来者”，他的艺术必然是一种后继。前驱诗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强大的“文本霸权”。布鲁姆认为，受前驱影响意味着接受了为前驱所拥有的东西，这样一来前驱者无形之中就凌驾于自己之上而使自己无话可说、无物可写，以致显得平庸无能。因此，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前驱诗歌，后继者自我意识中强烈的姗姗来迟感导致不可驱除的焦虑和恐惧。“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的焦虑，同时又是强制式神经官能症的开始。这种神经官能症也可以称为对人格化超我——死亡——的恐惧。” 布鲁姆理论中的强大诗人，是那种不甘于自我放逐，不甘于沦为毫无创造力的平庸无能之辈。如果后继者想要成为新的强者诗人，他必须发起一场激烈的俄狄浦斯式的斗争，以象征性地、仪式性地杀死前驱，从而开辟出一块为己所独有的诗歌领地。
综上所述，布鲁姆的诗歌理论在重新定位传统的基础上揭示了诗歌发生和变革的动力因素，即影响和焦虑，为中外诗歌研究提供了新颖而又独特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影响的焦虑与发生
拉金与伊沙的诗歌生成原因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通过模仿、误读、解构、反叛等方式，最终确立自己的个性与风格。首先二者先是模仿强者诗人的创作风格，然后又在模仿中偏离强者的诗歌风格，达到与之相异的目的。按照布鲁姆的话来说，就是“弑父”。布鲁姆认为，每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都是与强大的前驱诗人进行殊死搏斗的结果。拉金和伊沙诞生于这样一个强者如云的时代，他们不但需要克服来自前驱诗人的“影响的焦虑”，还必须走出前驱诗歌的樊篱，铺展一条新的诗歌道路，才能铸就新的辉煌。
一、影响
（一）叶芝、哈代对拉金的影响
最早对拉金诗歌风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前驱诗人是叶芝，他的诗歌创作风格、技巧和抒情方式在拉金早期的诗作中随处可见。拉金自己也承认他早期的诗歌受到三位诗人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叶芝，他吸收了叶芝中年时期的成熟技巧和抒情风格。
按照“影响的焦虑”来说，后辈诗人一般是通过模仿他所崇拜的前驱诗人而开始诗歌生涯的，然后在模仿中总结经验、掌握技巧，并在模仿的基础上实行突破与偏离。中外诗坛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界概莫能外。布鲁姆在解读他最崇拜的诗人莎士比亚时，认为莎士比亚就是在模仿克里斯托夫•马洛的基础上而达到超越的境界，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也曾模仿过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
拉金也是如此，从模仿叶芝出发，然后又在模仿中实现创新与突破，在20世纪的英国诗坛涂抹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拉金的第一部诗集《北方船》(1945)主要收集了格律严谨的小诗。有的诗作只有几行，大多没有标题。而绝大部分诗作是沉思冥想的表白，充满了空虚和悲凉。这部诗集打上了叶芝诗歌的烙印，拉金也对此直言不讳：“我在1943年看到了叶芝的诗，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它，下决心要写出叶芝风格的诗来。” ：
警犬林高地怪石林立，
而下陷的地方却没入湖中。
湖中有岛；
天空有大鸟掠过，
几乎将河鼠的美梦打破。
在那边，有我热爱的仙篮，
盛满浆果，
以及樱桃。
人类的孩子，来吧！
涉足荒野和湖泊！
与仙女一起来吧！
大地上哭泣阵阵，你不解详情。
——节选叶芝《被拐走的孩子》
在《故事》一诗中，叶芝的《被拐走的孩子》的声音与忧伤流淌在拉金的诗行之间；叶芝带有逃避现实的思想，对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的诗风，那些飞鸟、岩石堆、乡村、美梦，以及人世间的谎言再一次涌现在拉金的笔端：
年轻的时候他厌倦那些著名的风景：
故意的低浅的小山，惹人生厌的鸟群
飞过了岩石堆；他厌倦回忆
乡村的孩子们还有他们淘气的词语，
他放弃了他小小权利而去了南方，
他一眼就认出他所希望的谎言
在居民们动人的嘴巴上，
在沼泽地边儿上的教堂，在炎热的蓝天。
……
——节选自拉金《故事》
拉金的《故事》仿佛是《被拐走的孩子》的延续，讲述着他们被拐走后所发生的故事。因此，拉金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布鲁姆诗学理论中的第二个修正比苔瑟拉（Tessera），即诗人把前辈之诗看作是未完成的作品从而去补充和完满。这时的补充通常看起来像是扩充，而且扩充之后前辈看起来真的是不那么完满了，诗人由此达到修正的目的。当然，这种修正过后的诗不一定就比前辈的优秀，只是后辈诗人意欲颠覆前辈的一种方法与手段。拉金在诗中虽然使用了叶芝的一些意象：岩石、乡村、美梦和飞鸟等，但是拉金的诗没有叶芝那样灵动，梦幻色彩也没有那么浓厚，语言和节奏也不如叶芝的优美与律动，思想冲突也没有叶诗那么激烈与迷惘。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二者都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与失望，流露出逃避现实的思想动机。
正如《影响的焦虑》一书中的所说的第一个修正比：克里纳门（Clinamen），即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布鲁姆认为，一个诗人想要“偏移”他的前驱，必须通过偏移式的误读前驱的诗篇，只有在关键之处与前辈产生分歧，惟有这样的误读与偏移，才能使诗人与自己的前辈产生差别，达到立异的目的。虽然拉金早期的诗集《北方船》充斥着叶芝的影子，但是拉金并未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拉金在习得了叶芝作诗的某些技巧之后，比如意象的设置、歌谣式的节奏与韵律的运用、梦幻意境的营造等，适时地脱离了单一模仿的窠臼，而尝试其他风格的写作，在实际创作中实行布氏理论中的偏移策略。拉金稍后的诗集《受骗较少》（1955）则摆脱了叶芝的阴影，开始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
在1946年，拉金开始阅读哈代的诗歌，为哈代诗歌中所呈现出的音乐美、建筑美和语言美“三美”风格所倾倒，对哈代在韵律、语言、形式的多样性与创新性表示由衷的钦佩。拉金称哈代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需要优秀的哈代评论家” (《评论季刊》，1966年第八期)。哈代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内容充实，情真意切且朴实无华，充满强烈的个人抒情意味，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诗歌形式多变，不仅诗节和韵式变化无穷，诗歌语言也不落窠臼，极有特色，既有口语体的常用词语，也有生僻的怪字，既有通俗的方言，也有陈旧的古词。为了避免多音节的外来语，诗人常在使用单音节词的同时采用复合词，甚至自造的生词。那生硬的措辞、断断续续的韵律，协音中的杂音，协调中的不协调，配合着徐缓的节奏、散文式的语言和朴素真切的白描，构成了哈代独具一格的诗风。
在哈代诗风的影响下，拉金逐渐扬弃《北方船》中对叶芝诗歌风格的借用、模仿和误读，以及叶芝式的感伤情调，转而以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和个人情感体验为题材，诗歌风格变得冷峻有力，理性思考超越了早期诗歌中的狂热，从而形成了明确的个人风格。“拉开窗帘/看见云在飞——/多奇妙啊/因为无爱的心，和这些一样冷”（《黎明》）、“去写支歌，我说/像悲风一样悲伤”（无题诗）、“听着最后词语/那是没生羊羔的夜晚/没有大风吹动的鸟/也没有严寒包围的根/和我的心一样寒”（《在你讲述的梦里》） 像这样的带有抒情倾向的诗作，在后期创作中几乎没再出现。在《受骗较少》（1955）及后来的《降灵节婚礼》(1965)、《高窗》(1974)等诗集中，拉金继承了哈代对语言的灵活运用这一技巧，大胆沿用了传统的英诗格律（后文将有详细的格律诗分析，此处不再列举）。在口语的使用上，拉金比哈代走得更远。在语言运用方面，哈代在诗中交替使用口语与书面语，虽然会有时还会运用杜撰词、古旧词、复合词和生僻词，如“haughty-hearted”, “laugh-loud”, “breath-while”, 等，但是却极少使用粗话与俚语。而拉金则不同，如果不影响诗句的韵律与节奏的话，拉金却从不考虑粗陋低俗的口语是否能够入诗这一问题。只要他想表达的主题，不管什么语他都可以写进诗里，像“fuck”这样粗俗的语词，也照样可以“登堂入室”而无所顾忌，如“they fuck you up ” ，“he is fucking her”等等。
1955年出版的诗集《受骗较少》就充分展现了拉金的这一转变。凭着这部诗集，拉金在英国诗坛上确立了口语化、简练、冷静、忧郁而不乏自嘲精神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出拉金对社会人生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把握：“如果我被要求/去创造一种宗教/我将用水去造”（《水》，P75），“我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蜷伏在我的生活上/我不能用我的心智当长柄叉/把这野东西轰出去”（《癞蛤蟆》，P69）；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绪的描写具体入微：“异乡人的眼/冷如雪绒花/下视，折叠/而且很少有人拜访”（《异乡人》，P34） 。他的诗歌韵律和谐但不绮丽，其创作技巧娴熟而不眩目，细致地描绘出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与郊区里的现代生活，既关注社会的生存状况，也倾诉私人情感，整体蕴藉平和，明晰直白。可以说，拉金的诗歌出现，是对现代主义充满象征、颓废、晦涩难懂的诗风以及新浪漫主义繁缛、滥觞抒情风格的一种反拨。因此，拉金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拉金从一个被人影响的诗人翻身为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的诗人，这种转变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而产生的一种积极作用。布鲁姆认为，在后来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priority），后来诗人在步入诗歌王国的一刹那就开始忍受“第一压抑感”（primal repression），他无可避免地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受到前驱诗人的同化，他的个性遭受着缓慢的消融。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阴影，后来诗人就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争取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敢于争取永存的“意志力”（will to divination），后来诗人就无望取得成功，更不可能成长为强者诗人。于是，在压抑感里迸发出一种进行“重新审视”或“推翻”动作的动力，使得后来诗人能够顶住前驱和传统的强大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胜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金就是布氏理论中所说的新的强者诗人。从模仿和误读前辈的无名小卒到诗坛的中坚人物，拉金基本摆脱了前驱诗人叶芝和哈代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最终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之一。”
（二）朦胧诗人、“他们”诗派对伊沙的影响
伊沙在大学期间，即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文革以来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诗歌作品和诗歌流派仿佛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花遍开。在这样一个喧嚣的诗歌环境里，身在中文系并对诗歌非常挚爱的伊沙不可能不受到感染。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歌，“后朦胧”时期的“非非主义”、“他们”诗群、“知识分子写作”等等，都对伊沙诗歌特色的形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朦胧诗”和“他们”诗群。
在朦胧诗人中舒婷是伊沙最早接触到的一位，伊沙说是“她们的诗教会了我最基本最常态的美。” 舒婷的诗以优美和含蓄著称，主要阅读对象是青年，诗中隐晦地表达了青年人对理想、爱情、友谊、自由及人的尊严的渴望，诗歌具有怀旧、送别、重逢、伤感等浪漫抒情的审美特色。舒婷的诗歌世界是一个有着非常明显的女性心理特征的情感世界，关注的是当时年轻人敏感的内心世界及情感生活，因此，她的诗歌很能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而伊沙就是这些青年读者之一。伊沙不仅从舒婷的诗歌中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欣赏美，还从她身上学会了介入生活的角度，为他以后走上诗歌道路奠定了审美基础。伊沙早期的诗歌作品有着明显的“舒婷”烙印，曾经被西川戏称为“很女性化”的诗歌。 所幸这些只是伊沙早期的练笔之作，并没有深陷其中。
在舒婷之后，伊沙读到了“童话诗人”顾城的诗歌。“比舒婷、傅天琳稍晚，我读到了顾城，顾城令我惊讶不已继而深深迷恋，他教我懂得什么是一个现代诗人的基本才情。” 这里伊沙所说的才情是进行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技法，比如如何营造意象、如何进行语感方面的锤炼、如何运用韵律，等等。
首先，伊沙在顾城这里领略了意象的天然和纯净之美。顾城诗歌中的意象凝练，不事雕琢，似随手拈来，如《弧线》。顾城对大自然中的声音、色彩、气味、一花一木，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喜欢选取一些富有童话特征的诗歌意象入诗，如雪人、一枚分币、纯黑的眼睛和孩子等等。其次，顾城的诗第一次让伊沙懂得了什么叫诗歌的“语感之美”。伊沙认为，顾城的诗歌中很明显是使用了“韵”的，但是“韵”在他的诗歌里已成为不止于“韵”的东西，“韵”不再是机械的使用，而是让“韵”在微妙的语感变化中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我们告别了两年/告别的结果/总是相见/今夜，你真要走了/真的走了，不是再见（《不是再见》）。《顾城精选集》 。对语感的发现和认识，开启了伊沙诗歌创作的“所罗门”，从此，伊沙在语感的世界里横冲直撞，并自认为“中国现代诗语感的最高成就已被我窃取在手、创造发挥……”。 伊沙此话并非狂言，他的很多诗歌作品的确具有很强的语感，例如他的代表作《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有鬼/你们瞧瞧我/一脸无所谓。
最后一个影响伊沙的朦胧诗人是北岛。伊沙认为是北岛让他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伊沙在第一次阅读北岛的诗时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感觉，他那年少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被北岛的诗完全击碎。因此，在阅读北岛后，他才开始思考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北岛的诗里，伊沙不但读到了充盈的才情和精良的手艺，而且还读到了一个“伟大男人”的心（伊沙语）。是北岛的诗唤醒了伊沙沉睡的灵魂，这一唤醒，使得伊沙的诗情四溢，激情万丈，一时间写下不少轰动诗坛的作品。
伊沙说，他从北岛这里学到的东西最多，他自称为“大偷”，“是抢银行”。 他从北岛这里偷到了做真正男人的脊梁，偷到了怀疑和追问现实的精神，偷到了精良的诗艺。北岛的诗歌使得他“神灵附体”（柏拉图语），才思泉涌，诗情万丈，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诗集。
在这些前辈朦胧诗人身上，伊沙学到了进行诗歌创作的基本诗歌素养和技艺，比如诗歌的审美、切入生活的角度、意象的营造、韵律的使用、精神的向度、追问与怀疑现实的勇气等等。对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园的学生来说，能从前辈身上学来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然而，伊沙在学到这些东西之后，还把它运用到实际的诗歌创作之中，虽然当时没能创作出比较掷地有声的作品，没能从前辈的光环中跳出来，毕竟他做过这样的尝试，知道了继续朦胧诗歌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尝试为他进行诗歌创作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也为他以后走上另外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诗歌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0年代，伊沙携一首极具叛逆性的诗歌《饿死诗人》（1990）在诗坛闪亮登场。对伊沙走上“口语化”写作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他们”诗派。虽然伊沙受到过朦胧诗的影响，但他认为朦胧诗的创作方式并不适合自己。他适时地从朦胧诗的氛围中冲了出来，继续在诗歌之路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正当伊沙苦于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时，他读到了韩东和于坚的诗歌。两位诗人的表达方式让伊沙如在沙漠中发现绿洲一样惊喜与兴奋，让他久旱的心灵顿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他们”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一些具有相近诗歌主张和审美倾向的诗人们自发组成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诗派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是激烈对抗的姿态，持一种偏离、回避和冷淡的人生态度，只希望做一个世界的旁观者。韩东曾把“他们”诗派的艺术主张概括为“回到诗歌本身”，“形式主义”和“诗到语言为止”；强调揭示平民化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场景，主张诗歌语言的“口语化”。韩东提出的“回到诗歌本身”是回到诗歌的原初状态，剔除诗歌以外的所有附加物，它不载道，不再承载政治、社会和个人的任何目的，让诗歌回到原有的轻灵与飘逸。韩东多次强调“语感”在诗歌中的重要性，于坚认为“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语感的抑扬顿挫，既是情感的抑扬顿挫，也是意义的抑扬顿挫，又是语言的抑扬顿挫。” 此外，于坚还提出另一个振聋发聩的诗学主张“拒绝隐语”，这个主张跟韩东的“回到诗歌本身”和“诗到语言为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二者都认为要剔除长期束缚诗歌的意识形态、“道”、及那些被人们用烂了的或者阻碍诗歌理解的隐喻。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以于坚和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派的诗歌，的确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为诗歌创作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读者惊讶的发现，诗歌原来也可以这样写，不用修辞、没有隐喻，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有的甚至就是大白话。诗人不夸张地抒情，也不叙述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关注我们身边的小事和琐事。比如韩东：“甲乙二人人分别从床的两边下床/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甲乙》 ； “穿短裤 穿汗衣 穿长裤 穿拖鞋 解手 挤牙膏 含水/喷水 洗脸 看镜子 抹润肤霜 梳头 换皮鞋”《0档案》 ，于坚的诗读起来更像一本流水账。
伊沙之所以会喜欢上韩东和于坚等一批成熟的口语诗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创作“口语诗”，而是开拓了现代汉诗创作的新空间，把一批真正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才华的诗从词语堆和意象群里解放出来。“口语化”写作是伊沙进入诗歌创作的金钥匙，他说“朦胧诗的方法一直让我有‘做诗’的感觉，我知道那不是适合我的诗歌方式，我看到三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方式已经有人成熟地做了出来。我以为是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使我在1988年的6月一夜之间进入了口语化的写作——一种更利于我自由发挥的写作，韩东教会我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控制力，于坚让我看到了自由和个人创造的广大空间。可以说，韩、于是最终领我入门的‘师傅’。” 伊沙在韩东和于坚诗歌风格的激发下，终于找到了他认为最适合他的创作方式——“口语化”写作。此后不久，即1988年，在解构韩东诗作《有关大雁塔》的基础上，伊沙创作出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的作品——《车过黄河》。
如果说韩东和于坚对采用比较粗陋的语词入诗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伊沙却可以说是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有鬼”，“瞧瞧你的内裤多肮脏/瞧瞧你的思想多淫荡”，“印度的苦行僧在吃屎/中国的诗人们在写诗/横批——东方欲晓”，地道的“无耻者无畏”。虽然韩东——于坚——伊沙三人的诗歌风格一脉相承，但后者伊沙在“口语化”写作上却比他的前辈要走得更远，他把“口语化”写作发挥到了“极致”。诗歌向来被认为是文学中最高雅的文体，非优美、高洁、含蓄、隽永的词语一般不入诗。而在伊沙的诗作里，不但粗俗俚语可入诗，淫词艳语也可入诗；嬉笑怒骂，吃喝拉撒皆成诗。伊沙终于冲破层层阻力，拨云见日，最终成为90年代诗坛里的风云人物。虽然许多人认为他的诗不是诗，也饱受读者和批评家们的诟病，但是，伊沙无疑将会在诗歌史占有重要的一页。
拉金通过模仿叶芝神秘、弦学、象征风格，创作出第一部诗集《北方船》；其次又批判地继承了哈代朴素、简洁、流畅、口语化的诗歌风格，创作出了第二部《受骗较少》。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在综合吸收前人风格与技巧的基础上，慢慢地从强者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后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诗歌风格。跟拉金一样，伊沙也是从模仿和误读强者的诗歌开始，朦胧诗派的舒婷、顾城、北岛是伊沙诗歌创作的启蒙老师。“民间写作”诗派的韩东、于坚是改变伊沙朦胧诗歌风格的关键人物，在此二者的诗歌中，伊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口语化写作。但是，伊沙并没有停留在模仿二者的风格之处，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思想与创新，开拓了口语化写作的新领地，并成为新一代的领军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