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论老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我却要谈一谈他。因为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想谈出来，请教于方家。

我的困惑之一是，老子的语言明白晓畅，没有障碍。《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著，写作的年代，据说是春秋之际。再具体点，是老子勘破阴阳消长变化之道后，西出函谷关，准备玩失踪时，受不了粉丝关吏的勒缠，才写了五千言，抛掷于他，骑青牛而去。具体年代各说各话，谁也说不清楚。清楚的是，《道德经》的语言，非常明白晓畅，和同时代的作品，以及前后期的所有作品，语言都不一样，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无论是古老的《易经》，还是孔子的《论语》、庄子的内外篇加杂篇、《国语》、《战国策》、《诗经》，如果不加注解，一个受过中国本科教育的人，几乎都没办法读通它。他们真的是太古老了，以至于古老的和我们隔着好几层。秦以后的古代文章，也确实是“古文”，终究也和现在人的语言，隔着二层。然而《道德经》却不同，它几乎是不隔的。一个初中生，或者初识汉文者，都能顺利地读它。比如“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又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再如“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都是大白话，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道德经》是用口语写的？难道汉语口语一直都没太多变化，都一脉相承？或者《道德经》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

我的困惑之二就是，老子和孔子，谁大谁小？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老庄”哲学，老子在庄子前。当我读钱穆《国学概论》，读到钱大师以“庄老”而非“老庄”相提时，我就觉得奇怪。钱宾四先生主张“庄子在前老子在后”。后又读牟宗三先生有关中国哲学的书，他提出，老子的主张，是一个“反面”的主张，如“大道癈，有人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有“正面”的主张先出来，才可能有“反面”的主张随其后。就像“解构”要先有其“可解构的经典”一样。孔子的主张，儒家的，对中国哲学来说，是“正面”的主张。所以他的推论是，老子应该在孔子之后。可是，我们通常的说法，不是孔子向老子问礼吗？前几天在网上看“锵锵三人行”，许子东说，现在学界公认，老子在孔子之后，孔子大老子小。学界的结论，来自于地下出土的文物，考古得出来的。这真是使人困惑的事啊。我不学无术，对这些年代呀考古呀，谁先谁后呀，有兴趣而无能力，只能看看热闹，瞎想想。

我最困惑的是，老子的主张，现在怎么就失传了呢？获过诺贝尔奖的南非作家JM.库切，在其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描写了一个处于战乱年代的单身汉，迈克尔.K在周边环境的挤压下，逃回乡下，“把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后连吃喝也几乎不再需要，而他没有饿死，反而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库切的多本小说，都显示出老子式“退后”的智慧和精神。这让我很感慨。同样感慨的，是最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小说中所有人都虚伪狡诈，昏聩疯狂且唯利是图，唯有梅诗金公爵因患过脑病，成为“白痴”，显出婴儿般的天真质朴和纯洁，而能在纷纷扰扰的社交圈子中，直达事物本质和要害。这种智慧我们的时代不需要吗？看来是不需要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欧洲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笛卡尔语）以后，人类的好奇心，一直在探索和创造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世界，世界一直在“进步”之中。老子的后退、无为、柔弱胜刚强、察变、弃智、保身、道法自然等等主张，在当代，几乎都不见了踪影。在这个以励志、成功、竞争、取胜、更高更快更强、每天进步一点点、金钱美妇豪车为主流价值观的年代，天天讲的是拼搏，人人想的是成功，个个要的是金钱，时时不忘是奋斗。也就是说，“有为”的东西，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主张“无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几乎都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增长、增长、再增长。没有人停下来反思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幸福，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老子的主张，在任何报纸、电影、小说、网络、领导讲话中，都得不到引用或者显现。在任何场所中，几乎都得不到宣传和谈论。老子的主张，难道真的成了历史的垃圾了吗？

我并没有主张，现代人要“无为”。我也并不觉得，老子的主张是对治当下世界问题的良策。我只是为老子主张的失传而困惑。它是如何失传的？什么造成了它的失传呢？实在困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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