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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的界定》 2001年1月23日，星期六，晴。早晨5点起床，乘车赶往汉口殡仪馆，参加一个人的追悼会。 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也就是说，他是谁呢？致悼词者对死者的生平，做了详细的简单介绍，主要是某某某何年何月生于何地，何年何月任何职务，历任职务有10多个。何年何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0岁。某某某同志是一位好党员、好同事、好干部。悼词基本就结束了。然后他的生前友好，发言追思他，发言中，也是以他的工作岗位简历为主线，追思他所做过的工作。然后就是向遗体三鞠躬告别了。 说实话，能有近百人从襄樊随州赶到武汉参加这个人的追悼会，这个人生前，应该为人是不错的。但是，听完这个悼词和追思者的发言，我的悲哀却从心底升起。一个人，就这几句简历，就概括了一生吗？而且，这简历，还是他的工作岗位简介，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别的吗？这一个中国人，他到底是谁呢？他没有自我和个人吗？他是如何走过了这一生的？如果是他的夫人致悼词，悼词会怎么写呢？如果是他的女儿在心里追思他的父亲，又将是如何？或者更极端假设一下，如果他突然坐起来，作自我总结，他将会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呢？ 存在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个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存在”的拉丁字源为existere，有“站出来”之义，与英语中表示“出去”之exit乃文字上的近亲。（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如果以西方存在主义对“自我”的定义标准看，中国人，显然都是“无名人”。他们都生存在社会角色中，并以这些社会角色为“自我”。而能够意识到还有一个“自我”，即抽象的人格，可以从众多社会角色中“站出来”的中国人，少之又少。我们中国人作相互介绍时，总是会介绍一个人的职务。比如这是赵总、钱市长、孙总工、李书记、周作家、吴副教授、王主任。相互称呼，也是喜欢称呼职务，而且喜欢在称呼上官加一级。更极端者，据说四川大地震时，一个被埋者在下面，还在大叫，“我是李书记，快来救李书记呀”。而我看电视电影中欧美人的介绍，总是介绍，这是奥巴马，这是克林顿，这是杰克。孩子叫父母，也直呼其名。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据孙隆基分析，这缘于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国人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也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孔子说，“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该关系中，才能显示另一方的存在。这种对人的定义，正好铲除了明确的“自我”疆界。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在中国就是“未完成的人”。 区别出来了，西方是由自我去“定义”那些外铄的关系与角色，而东方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做人”和搞人际关系。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总是站立不住。我们的人格往往不健全，不能充分地展开和完成，更不能完全地盛开和强大。这种人生，无疑是悲哀的人生。因为我们既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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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世中国诗歌第一人:杨黎；东西艺术的集大成者：杨瑾】是法清在2010年2月03日08:19:55发表 本贴跟从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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